1996年的爱情
1996年是多水的一年。
我被扑面而来的大雨打得睁不开眼睛，分不清满脸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在狂风暴雨中我反复地喊着不要走不要走，可是这声音显得那么微弱，完全湮没在震耳欲聋的暴雨声中。
二月底，博司从昆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他的表弟两天后到长沙，夜里的飞机，要我去接他们。说了两句，他突然说：“你跟我表弟说日语吧！”就把电话了他表弟，不理会我在这边大叫：“不要啊，我不会说日语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我只好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说：“你好，是山崎的表弟吧。”慌乱之中我把“川崎”说成了“山崎”，对方却不紧不慢地说：“不是，我是川崎的表弟。”我立刻成了个大红脸。
两天后的深夜，剑虹陪我冒着雪到黄花机场去接机。博司他们是最后出来的。我扒在栏杆上伸着脖子往出口张望，老远就看见博司背着个巨大的旅行包向我挥手，他身后跟着一个留着长发的高个男孩子，肯定就是博司的表弟了。我迎上去打招呼，作势踢了博司一脚。
他的表弟没有象一般的日本人一样上来对我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之类的客套话，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男朋友？”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他指的是剑虹，赶紧说：“是啊，因为今天很晚了，所以他陪我一起来接你们。”一边把剑虹拉过来介绍给他们。
他们在长沙停留了三天，我冒着大雪陪他们去各处玩。三天后他们起程回北京。离开长沙的那天，健治告诉我他四天后要回国。
那时，我十九岁，健治二十六岁。
我问他：“你叫什么？”
他说：“叫我阿健。”
我笑说：“我是问，你的全名。”
他仍然坚持：“叫我阿健。”
其实他护照上的名字叫做“镰士”，写成“健治”也可以，但他总是要我这样叫他。
多年来，我一直叫他阿健，可是每次这样叫他，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三月的一天，刚刚开学，我在林荫道上走，突然有人叫我，抬头一看，竟是健治。他说要留在北京过生日，并告诉我他延长了签证，四月才回国。
健治要我带他去香山爬鬼见愁，去民族园，去故宫、雍和宫，要我给他讲各种典故和中国的历史，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博司从来不和我们一起，他说他有升班考试，忙不过来。
宿舍窗前加杨的秃枝冒出了新绿，慢慢地越来越绿，枝叶日渐茂盛。下课的路上，我偶尔会在校园里看见健治游手好闲地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东张西望。一遇到我，他就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又延长了一个月签证。我总是乜着眼说：“你赖在这儿不走啦！”
五月学校开校运会，健治坐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对我说这次他真的要回国了。我不以为然地说：“公安局给你延长了那么多次签证已经仁至义尽啦，你是不是看上签证科的小姐了？”
五月末，健治要我陪他去景山后街一家叫满福楼的餐馆吃火锅。我们到那里已经是黄昏了，健治挑了个临窗的桌子。我兴致勃勃地把各种野味一一放到火锅里去涮，健治却一反常态吃得很少。我笑问他不是一直吵着要来吗，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怎么不吃。健治抬起头，一向笑嘻嘻的表情没有了，他有些黯然地说：“就要回国了，心里挺难受的。”我放下筷子，突然觉得有什么要发生了。
“我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健治缓慢但是很清楚地说，“我一直推迟回国，是因为舍不得她。”
看了一眼健治清澈的眼睛，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说的是谁。但是我还是一副不明就里的表情，咬着筷子专心盯着盘子里的九节虾说：“觉得合得来就会喜欢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