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和母亲-吾爱吾妻
我和昌弟坐在父亲身边，谁也不说话。窗外阳光明媚，但我们心里都很压抑，充满了无奈。大姐已经出嫁，大弟在部队当兵，两个妹妹，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一个在水利工地上当“铁姑娘”。只有昌弟与母亲照护着父亲。我接到三叔电报，从武汉赶回，今天是第四天。父亲虽然长年病着，但我们一直不愿去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家家户户已经下田，村里静悄悄的。屋外母亲在喂鸡，我们听到几只鸡在欢乐地啄食。父亲还在睡着。
从懂事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对父母来说，我们几个孩子是他们沉重的负担。特别是进入完全靠工分养活一家人的时期以后，各种副业不能做，那根随父亲走南闯北多少年的扁担，也不能跑肩挑的门路了。这种重负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几个孩子也正是他们的希望，他们经常被一种依稀可见的希望支撑着。
五十年代初，村里的女孩是不上学的，但父亲说，只要考上学校，不论男孩女孩，都可以上学。大姐在村里的同龄人中，是唯一读到高小毕业的。后来两个妹妹都读了中学，要不是“文革”耽误，说不定她们还可以读大学的。小孩们都上学，就更苦了父母了。那个年月，想弄一点钱不知有多难，但父母从来不叫苦，只鼓励我们好好读书。
那年我在三里镇读初二上学期，要开学了，但学费还没有着落。父亲二话不说，扛一根很重的杉木，送我走三十多里山路，到三里镇上卖了几块钱。他只留下五分钱吃一碗素米粉，其余全给我去交学费，又走三十里山路回家去了。那时为卖这根木头，父亲是冒了风险的，如果检查严格，不仅要没收木料，还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从初二下学期开始，在县里工作的舅舅伸出援助的手，把我接到县城上林中学读书，后来一直供我到大学毕业。舅舅的帮助无疑给父母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但以后几个弟弟妹妹先后上学，父母肩上的负担也仍然是很重很重的。
如今，父亲的孩子们，有三个本科毕业，两个专科毕业，一个中专毕业，在故乡可谓家喻户晓，成为乡亲们用来教育自己孩子的例子。这是乡亲们对父亲的孩子们刻苦读书的夸奖，更是对父亲当年远见卓识的褒扬。我一直以为，“远见卓识”这个词，父亲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9点钟，窗外的几只鸡已经吃饱，扑扇着散去了，窗外又恢复了静悄悄的安宁。
父亲再次醒来，他说我想喝水。
我端来小半碗温开水，昌弟又把父亲的枕头垫高，用瓷汤匙给父亲喂水。父亲喝了两勺，又睡着了。这时我和昌弟都注意到，父亲的头往里侧一偏。我们先小声唤着，父亲没应声，大声唤着，父亲没有醒过来。母亲从厨房里过来又唤着，父亲还是没有醒过来。
五十五岁的父亲，就这样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盏生命之灯走向熄灭。
按照家乡习俗，我们为父亲办理后事，十里八乡的人们唏嘘不止。那天，我们送父亲上山时，由八个人抬棺材，五十多岁的廖大叔亲自参加抬，而且走到最前面。“文革”结束几年后，国家曾经针对解放初期担任过乡干部的人发过一个文件，内容是可以作为国家干部办理退休。但此时父亲逝世数年，此事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父样的身份一直是农民。当然我也一直是农民的儿子了。
我一直在想，作为始终是一个农民的父亲，他不可能做出什么伟大的业绩，但我从来不认为，父亲的一生因此而注定只能用平凡来形容的。
直到父亲逝世三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
母亲
那年冬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到县医院治疗以后，就一直住在县城珍妹家里。母亲能通过电话与我说话了，这是母亲最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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