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校的回忆
校庆，特别是100周年的校庆，是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大喜事，是在校师生员工的大喜事，是历届在校品学兼优、毕业后有成就有贡献的校友们的大喜事。我呢，品劣学不优，远远地靠边站，远远地遥致祝贺吧。但关于母校的回忆还是没齿不忘的。 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时，原在武昌昙华林的省立第一中学几经转移，迁移到了高罗镇。学校离高罗镇还有十里路，是个叫“九间店”的小村庄。当时学校的正规全名是；湖北省立建始初中。估计是最初迁到建始时叫上的名儿，搬到高罗以后沿用了省立建始初中的名字，没有再改了。建始也是湖北的一个县，离高罗镇还有两百多华里。 我是1942年的秋天来到设在高罗的“省立建中”读书的。学校很大，光是学生就有七八百人，是当年湖北最好的几所学校之一。当年的省立学校，为了救助沦陷区的失学青年，对湖北省籍的流亡学生不收取任何费用。我是江苏南京人，不是湖北人，但我要读书，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我只好冒充湖北人混进了学校。 我在高罗读书的3年，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3年。不仅因为我在“省立建中”有书读有衣穿有饭吃，更重要的是，同学间的相互照顾，老师学生亲密无间，学校充满了正气，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信任、义气等等人性和正义感把大家召唤在一起，渡过抗日的艰苦岁月。贫穷令人早早懂事，饥饿使人早熟，患难之中见真情。磨难中我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可以说，在高罗的岁月是我人生荒漠中一片令我频频回首的绿洲。当时，我是一头行将倒毙的困兽，饥渴难当。在高罗我一直处在饥饿中，可以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大概是10月份吧，有一天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了两块小纸片，上面是工工整整的四个隶书汉字；“省立一中”。让同学们按照字体模样分别将它绣在破棉袄领子的两边。这时我们才知道“省立建中”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 学校要复原了。我们要告别崇山峻岭、告别高罗回到武汉去了。我们要离开“九间店”去到一个叫“昙华林”的地方。那里是大城市，1937年我曾唱着“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从武汉路过，那里一派繁华景象，那里有电灯，在那里读书，晚间不会夜盲……1946年春天，省立一中复原回到武昌。我自己几乎是徒步走回来的，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昙华林。远远地看见偌大的院墙，就令我兴奋不已：这么大的学校呀！待进到院里一看，一片瓦砾，满目疮痍，整个院子里，没有一幢房子是完整的，都被日本鬼子破坏了。没有课桌，当然更没有教室，同学们坐在瓦砾堆里，下边垫两块砖，膝盖上是一块小木板，顶着太阳听老师讲课。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兴奋。相反，更多的是失望。很快我就离开昙华林，离开省立一中了。我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愤怒。除此之外，昙华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也许是年代太久远了吧。往事如烟。半个多世纪了，烟也该散了。 有两件事依稀记得：就是那个春天，有天上午，我刚出昙华林校门，迎面走过来一个日本军官（当时还有好多日本俘虏没有遣返）。他当然早早就立正站在路边，等待我大摇大摆地通过。我一见他心里冒出一团火，上去就是一个嘴巴。扇得他一边后退，一边“哈依”“哈依”个没完。这年我15岁。他没有惹我，乖乖地站在一旁。我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这一记嘴巴，我憋了整整8年。今天回想起来，我仍不后悔。 还有一件事。我们刚从深山老林里来，一身土气。那身老棉袄，领子上虽有“省立一中”四个字，但破破烂烂实在是不太好看。对门的“文华中学”还是“文华书院”的天之骄子们，称呼我们是“麻布口袋”。名字欠雅，尚能容忍。可文华中学的女生，一见我们一中的同学，就掏出个小手绢捂住鼻子，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是嫌我们臭吗？”几百个从山沟里来的穷小子被激怒了。有人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忽啦啦啦地冲进文华书院，个把小时后又呼啦啦啦地回到一中。只是文华中学的桌椅板凳碎了，窗户玻璃，再也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再也没有一块是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天之骄子和天之骄女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这件事我也参加了，而且一马当先。那年我同样15岁。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我说我后悔，那多半是假话。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侮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说这些干吗，陈年烂芝麻！ 今天，我对老师们在我身上所耗费的时光，所花费的心血，表示真心诚意地感谢。愿十四中不辱历史，祝十四中不负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