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糖
那条通往镇街的路真长呀，没有路灯也没有荧火虫，远处人家的灯火和蒙胧的天光伴着两个孩子赶路的身影，男孩儿背着大大的行李，女孩儿连走带跑踉踉跄跄。女孩儿说等等我。男孩儿伸手拉住女孩儿的手往前冲，男孩儿记得这是第一次拉女孩儿的手，感觉女孩儿的手很软很软，象爸爸带回来的绵花糖。
玲是我们的班长兼数学科代表，因为玲的升学成绩非常优秀，总分和数学全县第一，一进校便为我们年级的焦点，但玲几乎天天迟到，每天早上第一节课总能听见她气喘吁吁喊“报告”的声音。班主任刘老师宽容地说：“何雅玲，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你迟到了6分钟，明天尽量只迟到5分钟，后天4分钟，再过几天不就不迟到了吗？”玲点点头，不过还是照样迟到不误，我问玲到底怎么回事，玲哭丧着脸说没办法，书包比过去沉了好多，一过火车站开始爬坡的时候就没劲了，非停下来歇气不可。于是我请了一段时间假不住校，每天早上在出街的路口等玲，象过去一样一人背两个书包，任玲在我身后一阵小跑。
初三报到的那天，我才知道玲不再姓何了，而是跟着她妈妈姓王。我一直怀疑玲父母的离异并不象玲所说的是她父亲的薄情寡意，虽然她爸爸在离开她娘儿俩没多久就娶回一个二十六七的大姑娘，但玲也曾提过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假寐静候她妈妈悄悄从床上坐起，穿戴齐整后轻声掩门而去，玲裹上羽绒服紧随其后，没多远就把妈妈跟丢在了小镇昏黄的路灯下，只好独自回到床上，等不到妈妈回来就睡着了。
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令小镇哗然的事----有着镇上数一数二家业的陈家太太自杀了，据说是被她大儿子气的。她有两个儿子，老大比我们高两届，老二比我们矮一届。出殡那天，我看见两个英俊的男孩一人抱着遗相，一人捧着一只装五谷的碗，黑框中的女人祥和美丽地微笑着，男孩儿表情如木雕。第二天早上，他俩戴着黑纱在我家门前的河边烧纸钱，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太多悲伤与愧疚，他们的平淡令我不解。
第二年夏天，玲和她妈妈搬进了陈家，玲在陈家的后院拥有了一个单独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书房，二楼就是玲的闺房。我曾到过陈家，开门的是玲妈妈，她热情地招呼过我后坐回热闹的麻将桌，玲说她们一晚上的输赢上千，听后我瞠目结舌，因为我爸妈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三百左右。
高二分科了，同班九年后我和玲不再走进同一个教室，但我仍然经常在出街的路口等玲。有天，我和班上的李山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最后他指着我鼻子吼道：“我要告老师，你和王雅玲谈恋爱！”放学了，我坐在教室里张望，斜对面的教室门打开，人决堤般涌出，玲的身影出现，我想到了《荷塘月色》中的形容词“亭亭”“袅娜”还有“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走在那条第一次拉过玲小手的路上，我假装不经意地说：“其实你叫兰雅玲比较好听。”玲说：“我怎么可能姓兰呢，真是的。”我说：“你嫁给我不就姓兰了吗？”玲不好意思地笑着白了我一眼骂道：“你要死啊你。”我说我死了你会哭吗？玲说不会。我问为什么。玲说因为你不会死。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以至于玲红肿着双眼垂首含胸坐在我面前时，我大脑一阵缺氧般的空白，而后伸手抄过垫桌腿的半截砖往教室外冲去，玲死命抱住我让我把话听完。我重新坐回到课桌前，双眼空洞地穿过玲深褐色的眸子。玲的眼泪夏日暴雨般汹涌如注，我伸手紧紧搂住了她，抚摸着她光润的头发，我突然发现黑板上的化学方程式重叠着模糊了，于是伸出右手揉眼睛，却摸到一把与水无二的物质，我脑中现出一个大大的H2O和一个锄头般沉重的问号。
没多久，玲离开了这个我俩一起长大的小镇，转学到了市里，她那位英俊的义兄被义父送去云南当兵。玲妈妈说，等他退伍后就让两人结婚，反正是一家人，亲上加亲是好事。
当玲被开除的事在小镇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的高考复习也正如火如荼。那时我爸已经调回本市，每周回来一次，饭桌上我妈提起这事，我爸问哪个王雅玲，我妈说就是原来供销社那个何老师的大女儿。我爸哦了一声。我低头狠劲扒饭没吭声。我妈轻蔑地说这种事情是迟早的，她那种家庭能教育出什么好品行的女孩子来？
我知道，我不可能娶玲了，不管她是否嫁给她的义兄。
那年我考上了一个并不出名的大学，我们举家迁到了市里，我再也没有回过小镇，也没有见过玲，有人说她在我离开的第二年死了，是自杀的，她义兄抱着她冰冷的尸体哭了几天几夜；有人说她去深圳做了“南下干部”，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词，这个带着隐晦的深刻贬意的词；有人说她嫁到贵州老区去了，嫁给了一个五十岁的果农。这三种说法，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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